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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兵变一共发生了几次经过是怎么样的

发布时间:2020-12-29 11:05:13 阅读: 来源:波纹管厂家

大同兵变一共发生了几次?经过是怎么样的

军事明朝建立后,北元政权一直存在。明初诸帝虽然多次北伐,但因蒙古实行行国体制,出征成效不大。而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,在对待蒙古的策略上,不得不由明初的征伐变为消极守御。并不断在北部修筑边墙、墩堡,设置镇所。大同便是其中之一。大同北面,四望平衍,寇至无可御。《明史・张文锦传》曰:“寇犯宣府不能近镇城者,以葛谷、白阳诸堡为外蔽也。今城外即战场,何以示重?”所以便有了修堡徙卒之举,即“议于城北九十里外,增设五堡,日水口、宣宁、只河、柳沟、桦沟。”而在修堡的过程中,“参将贾鉴督役严,卒已怨。”

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重生敬死,边卒当然也不例外。而且在明朝国力衰微,蒙古骑兵强大的时候,与蒙古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。《明史》中,记载蒙古某部入犯,明某将殉国,某地遭蒙古大掠的字眼随处可见。边卒身处边疆,熟知边情,所以,当张文锦“欲徙镇卒二千五百家戍之”的时候,“众惮行,请募新丁”。

社会从史料记载来看,明代的社会风气显得有些浮躁。《明史・杨廷和传》记载:嘉靖登基之初,杨廷和在与毛澄论及兴献王主祀称号时,一句“有异议者即奸邪,当斩”随口而出,全不在意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礼仪。而众朝臣在听到张璁、桂萼已到京时,“众汹汹,欲扑杀之。萼惧,不敢出。璁阅数日始朝。”身为大臣,本该行有规、言有度,但此时却集众打人,与市井无赖无二。大臣言行尚且如此,一般百姓可想而知。所以,在整个社会已经变得浮躁的情况下,一旦有风吹草动,利益受损之人必然会结成一体,乘时而动。蒙古的多次南下对明朝边卒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,使他们产生了惧战怕死的阴影。出于对自身安危的关注,其行为中的过激倾向自不待言。

经济明代实行屯田制,但出于对土地财富的渴求,作为屯田制基础的耕地一开始就被近侍、外戚、朝臣等以各种名义侵占。《明史・柴车传》记载:宣德六年(公元年1432年),山西巡按御史张勖言,“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”。到正德时期,屯田制已被破坏殆尽。张文锦在任时就曾“劾奏阳和天成分守太监李睿,报纳官草,累军采运,侵占庄田,役军耕种,结逆党黄福添等为腹心,”请求“正其罪,别选老成安静者代之。”随着经济状况的下降,兵士的不满情绪也随之生长。在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,官吏驱使假以辞色,自然更容易引起纠纷。

终明一世,其对蒙古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。所以在封贡、战争两者之间犹豫不决。“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,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为不得已。”明朝在此时处于守势,攻城不可实现,而且因蒙古实行行国体制,也无城可攻。但陈兵边塞,耗费巨大。《明臣奏议・豫防边患疏》载:“宣大二镇共有官军一十四万,延宁二镇又设有官军七万,岁费粮储数百万计。”在屯田制日趋没落的形势下,政府支出增加。同时,因很多民田被占,政府收入减少,所以军费支出比例变大,财政危机加剧。这一多、一少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,边防思想和措施又没有改变,矛盾便一直加剧。而由此也可以看出,明朝中央因循守旧、控驭无方。2、法纪废弛,执法不严。《明臣奏议・豫防边患疏》载:“各镇守臣因循怠忽,不肯豫先料度边情。”身为边臣,不能专职其责、经营边事,其目无法纪可见一斑。而若非法纪废弛,边臣御下无方,士卒不可能会聚众哗变,轻率地杀戮上司。嘉靖元年(公元1522年),大同军卒因“粮饷欠缺”而“欲为乱”。而在事件发生后,只“戮其首祸者五人,以徇次调极边哨守,余悉谕令安堵镇巡等官节制,欠严姑宥之”,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粮饷欠缺的问题。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,熟读《诗》《书》的朝臣无法采取措施保证粮草,或许有诸多因素制约,但终归没有尽到职责。从上述可见,无论京官还是边臣,都没有真正的恪尽职守。长此以往,变乱必然会发生。

朝廷以蔡天佑为大同巡抚,桂勇为总兵官,前往安抚。十一月,又遣军镇压。郭鉴、柳忠等相继被俘杀。鉴父郭疤子又串众起事报复,生擒总兵官桂勇,持至次年二月失败。十二年,大同镇卒不堪军官虐待,再次举事,杀总兵官李瑾,并固守城门,屡挫官军。后遭分化瓦解,首领黄镇被害,指挥马升、杨麟投降,兵变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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